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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广东慈善家吴炽昌

原标题:清末的广东慈善家吴炽昌

吴炽昌

陈晓平

晚清时期,一批趋新的开明人士逐渐接替了传统士绅的慈善领袖角色,他们的踪迹从岭南、江南延伸到华北,对经济、慈善近代化作了初步探索。李鸿章手下的洋务精英、开平煤矿会办、广州爱育善堂创始人吴炽昌,就是其中一个。广东四会人吴炽昌为何会前往上海,说起来是一个十分励志的故事。笔者近承吴氏族人惠寄《四会窑村吴氏族谱》相关文字,与前已积累的史料相映发,自信已能写出吴炽昌一生梗概。

奔赴上海的少年

吴炽昌(1828-1897),字炳勋,号南皋,英文名WooNan-ko,1828年7月14日出生于广东四会县相魁铺(县城东门)一个殷实的书香世家。不幸的是,吴炽昌10岁丧父,1844年16岁丧母,80岁的祖父双目失明。面临家庭剧变,吴炽昌深感科举括贴之学无补实际,决意弃儒从商。他征得祖父母同意,凑集资本,毅然决定出外经商。

《四会窑村吴氏族谱》记载,吴炽昌族兄吴显时,曾被其叔父吴叔骅带往广州学“孖毡”“孖毡者,习外国语,为中外交易经纪,译言通事是也。”吴叔骅可能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在广州十三行从事对外贸易。吴炽昌投身商海,多少是受到族人的影响。但他此次首途却不是前往广州,而是远赴上海,“因叔氏而入商界。”这个“叔氏”,笔者认为就是广肇公所创始人吴宗瑛。

吴炽昌四叔父吴宗瑛,号紫石,过继给另一房吴显达为子,很早就在苏州、上海经商。1871年,在容闳倡议下,曾国藩、李鸿章决定选派幼童留学,在上海设立出洋肄业局负责招生、出国前培训,吴宗瑛担任肄业局帮办,幼童留美计划的成功实施,有他付出的心血。次年,旅沪粤人重建广肇公所,吴宗瑛为发起人之一。

上海开埠以后,原在广州的洋行纷纷移师北上,怡和洋行为其中巨擘。怡和洋行的外贸业务,除进口鸦片外,是在江南地区大规模收购丝茶。洋人不熟悉中国商事习惯,收购丝茶完全依赖华人。吴炽昌在烽火遍地的时候,担任怡和洋行的“经理人”,到江浙各地收购生丝,他能赚取高额利润,是“拿命去搏”。1860年,当他押运大批生丝经过绍兴时,被丝捐局以欠捐为名扣押,乞求当地绅士张某帮助说情,张某不理。刚好有一位来自会稽县渔家渡的丝商董庆章,从吴炽昌的行为举止判断他为人可信,招待他到店里住下,答应独立帮他代缴捐税。吴炽昌十分感激,临行时,要留下一半生丝作抵押,董庆章婉拒,还答应再帮他完缴下一批货的捐项。当吴炽昌把生丝运走时,旁人都为董庆章捏一把汗。几天之后,吴炽昌的壹万多元汇款到店,如数偿还代缴捐税,大家都叹服董庆章的见识。(董金鉴:《吴太夫人年谱》,载《历代妇女名人年谱》下册第70页)

吴炽昌固为诚实商人,但对此事也可另有别解。董庆章从乡下来到府城绍兴不久,正在图谋扩张,他以敏锐的商业嗅觉,察觉到与吴炽昌合作的远大前景:若能打通怡和洋行渠道,今后不愁生意。两年后,怡和洋行出资8000两,交给吴炽昌、董庆章创立丝茶行,董庆章也很快就成为沪上巨富。

吴炽昌长期与怡和洋行打交道,在经商中学习,逐渐精通英文,了解世界大势,也感受到外国轮船对中国航运的威胁。1868年,他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呈递禀帖,倡议开办中国自己的轮船公司,收回利权,“集资购办轮船四只,试行漕运,以补沙船之不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六册第81-82页)。两江总督曾国藩为照顾沙船帮的利益,否决了这个提议。4年后,李鸿章吸收吴炽昌的经营思路,创办招商局,以承接漕粮海运为基础,逐步发展揽载业务。吴炽昌的建议成为招商局创办的先声。

投身公益慈善

在上海,吴宗瑛、吴炽昌叔侄与江南大善士余治成为好友,这或许与吴炽昌祖父吴广熙“读书为善”的家训有一定关系。在此前后,旅沪粤商唐廷枢、郑观应也都追随余治从事善举。

余治(1809-1874),号莲村,江苏无锡人,为咸同时期江南最着名的慈善家之一。在清军与太平军持续交战的情况下,江南地区受到战争摧残,哀鸿遍野。余治组织绅商创设各类慈善机构,救孤抚寡,并“采取古今各种善举章程足资仿办者”,编成善书《得一录》,号召有力者投身慈善,协助抚平社会创伤。《得一录》编成多年未能付印,吴宗瑛闻知后,于1869年约集唐廷枢、吴炽昌等捐资刊行。该书收录了吴宗瑛的文章《粤东创建启蒙义学引》,提出“我粤广州系属省垣,地广人稠,建塾地方,城内则新城旧城,须各门分设,城外则东南西北关,须择适中之地分设几处”。吴宗瑛的设想,直接影响了吴炽昌对爱育善堂的设计。

1867年,上海丝茶公所捐出房屋开办普育堂,从事收养流民、办理义学、保育婴孩、施医赠药、赠棺殓葬等善举,由上海知县监管,余治具体负责管理,唐廷枢、吴炽昌以丝茶商人身份出任董事,负责“劝办捐事”。普育堂官方色彩浓厚,服务门类过多,仍属于传统善堂之列。

1871年成立的爱育善堂是广东第一个近代型的善堂,“粤之有善堂,此为嚆矢。自是而后,城乡各善堂接踵而起。”(宣统《南海县志》)“善堂之设,创于近代,各府州县皆有之。而广州爱育善堂,其规模之大、积储之厚、捐输之广、施济之宏,尤前此所未有,偶有灾荒、赈济平粜,一呼即应,其惠几遍于全省。”(宣统《东莞县志》)爱育善堂奉行稳健的经营路线,一直到1954年被接收为止,都是广州资产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

吴炽昌为爱育善堂创始人之一,由台湾政治大学侯彦伯博士首先发现。爱育善堂“仿照上海普育堂而设”(同治壬申钟谦钧《爱育堂碑记》),可以认为是出自吴炽昌的提议。吴炽昌1871年春到广州,参与了爱育善堂的创建。爱育善堂“仿照普育堂而设”,实际则是有所去取,以办理义学、施医赠药为主要服务内容,着眼于提升人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水平,使之有更好的条件谋生发展。善堂以各行业商人为主体,在管理上更加注重民主,轮值制度提升了商人参与慈善的积极性,避免了传统慈善的一些弊端。与普育堂相比,爱育善堂具有更多近代性质。创办当年,爱育善堂在广州重印《得一录》,使得江南慈善思想在岭南得到广泛传播。爱育善堂开办的义学,最高峰时达到27处,基本按照吴宗瑛的设想,在城内、西关、河南等处,按人口密度合理分布,让失学儿童得到教育。善堂在80多年里,坚持向贫民施医赠药,善声卓着。

吴炽昌也十分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早在咸丰初年就集捐修建四会南门街石路。1885年,四会发生大水,城基渗卸,吴炽昌“捐筑城西北隅石坝、东城根石堤,用银一千一百余两,奉旨建坊旌表。”1892年告假回乡期间,知县刘德恒提倡创设四会矜育善堂,吴炽昌“综权其事,以底于成”。

北方洋务中坚

早在同治初年,吴炽昌就开始为李鸿章效力,深得赏识,积功授候补郎中。(《四会窑村吴氏族谱》)1863年起,唐廷枢出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吴炽昌与之建立了很深交谊,后来做了儿女亲家,唐廷枢第五女嫁给了吴炽昌第四子吴仰曾。李鸿章在北方的洋务事业,几乎都离不开唐廷枢、伍廷芳、吴炽昌这三个洋务精英。

1881年,“中国第一位近代企业家”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煤矿初见成效,但他同时担任着经营招商局重任,未能长期在开平驻扎,李鸿章上奏朝廷,调吴炽昌担任开平矿局会办(相当于“常务副局长”):“查有广西候补知府吴炽昌老成干练,朴实精详,通晓西国语言文字,于矿务商务尤为熟悉。相应请旨饬下广西抚臣,饬令该员吴炽昌迅速来直,由臣酌委会办开平矿局,以资得力。”(《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517页)

开平矿务局的经营成果,证明吴炽昌不负所托。学者杨磊、张玉清认为:“开平煤矿由于经营得法,加上政府的"维护",煤炭产量和利润逐年上升。光绪十一年(1885年)获利7万两,光绪十二年(1886年)获利15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发放股息6%(每股100两可得6两,1892年增至15两)。而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吴炽昌常川驻局一心一意经营开平矿务局是密不可分的。”吴炽昌对开平煤炭出口减税、创办水泥厂和机修厂、制订和重订煤矿“规条”,都起了决定性影响。(杨磊、张玉清:《唐廷枢开平矿务局创业团队成员分析》)

早期华北、东北铁路网的建设与规划,吴炽昌无役不与,并实际主持了部分线路建设。1886年,吴炽昌会办开平铁路公司,招集股本银25万两,修筑了胥各庄至阎庄的65里铁路,后又将铁路展筑至大沽、林西矿,又从林西展筑至开平。随后,开平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伍廷芳、吴炽昌分任正、副总办。1888年,唐山至大沽铁路通车,不久展筑至天津。

1890年4月,李鸿章计划建设关东铁路,“派吴炽昌带熟手员匠驰往勘路”。吴炽昌与总工程师金达跋涉东北各处,前后三月,为李鸿章制订总体规划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数据和初步设想。关东铁路的修建,有力地抵制了俄国对东北的侵略。1894年,吴炽昌因年老畏寒告老回乡。

1896年,省中大宪筹设商务局,以吴炽昌担任总办。吴炽昌考虑到商务局关系全省民生,不顾病体支离,力疾晋省,不幸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897年1月24日)在广州逝世。吴炽昌第四子吴仰曾(1862-1939),1872年作为第一批幼童留学美国,入读纽约大学,1881年回国后到开平矿务局工作,后又赴英攻读矿务,为清末民初重要的矿冶专家。四会县另外两个留美幼童吴仲贤、吴应科也是吴炽昌族人,回国后都取得不俗成绩。

洋务与近代慈善转型

迄今为止,学界对洋务与近代慈善的血脉关系研究仍不够充分。余治作为晚清传统慈善的代表,既引导了李金镛、经元善、谢家福这些江南弟子,也对旅沪粤商唐廷枢、郑观应、吴宗瑛、吴炽昌从事慈善产生深刻影响。这些余治传人、洋务精英既根植传统,又开拓出新,担当了慈善近代转型的核心角色。

1876- 1978年华北“丁戊奇荒”期间,“唐廷枢与由其领导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是上海倡导和办理义赈活动的中心。”(靳环宇:《晚清义赈组织研究》)此时,上海果育堂实际为唐廷枢、徐润、吴炽昌等人所主持。果育堂吸收西方慈善募捐经验,是最早利用报刊发布捐启的华人慈善组织。朱浒认为:“果育堂在赈济地区的开辟方面,始终要比上海的其他义赈组织领先一步,从而起到了某种指示行动方向的作用。”(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

传统慈善始终局限于小区域,以余治传人为核心的晚清义赈则具有明显的跨地域性,由江南、岭南善士实施对华北的大规模赈济。洋务精英利用报纸、电报、轮船、近代金融组织这些新工具,实施了前所未有的跨地域慈善。吴炽昌为晚清经济与慈善近代化过程中重要的实干家之一,其贡献应记上一笔。

陈晓平,文史学者,致力于广东近代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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